这几天是清明节假期,全国各地纷纷在给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祭拜陵墓,以慰藉英魂、传承精神,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我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念头:56年前,也就是1963年,九龙江畔诞生的“龙江精神”,轰动全国,由此而创作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更是影响深远,而缔造“龙江精神”的人们能不能算做英雄?值不值得我们的尊敬?我们先不忙下结论,我们先来认识几个人。 刘秉仁,龙海县委书记,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决策者。1963年,九龙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严重影响龙海县的粮食生产。龙海县委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确保群众的粮食供应不受干旱的影响,向全县人民发出号召“九龙江有水不算旱”,动员和组织全县人民投入紧张而艰苦的抗旱斗争,并决定在九龙江西溪支流榜山公社洋西村河段进行堵江截流施工。县委书记刘秉仁在做出这个决策时那是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风险啊,万一堵江失败,万一出现人员伤亡事故,万一……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多少人躲过了“一万”,却躲不过“万一”。而刘秉仁就是不信“万一”这个邪,而是以执政为民、勇于担当的精神,通过科学考察,最终做出堵江截流的正确决策。在堵江现场,刘秉仁以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和普通的劳动者一样,挑着担子,奔跑在劳动大军中。有这样的领导身先士卒,与百姓同甘共苦,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什么灾害不能战胜呢? 徐学文,榜山公社党委委员。他受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的指派,参加县委召开的决定堵江方案的“舟中会议”时,在来不及向党委书记苏海成汇报请示、面对县委领导和各受灾公社的代表急切、盼望的眼光时,毅然做出这样的表态:“小利要服从大利,小我要服从大我。”支持县委的堵江决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胸怀全局、顾全大局的政治觉悟和高尚品质。可以说,他是“榜山风格”的首唱者之一。 邱程溪,榜山公社洋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郑流涎,榜山公社洋西大队大队长。县委的堵江决定下达后,洋西大队作为堵江主战场,就要遭受300多亩即将收成的小麦和部分秧苗田被上涨的江水淹没的巨大损失,同时,上万名的民工汇集洋西,小小的洋西村又要遭受怎样的损失?群众的思想工作该怎样做?群众的生活该怎样安排?一连串的困难和问题该怎样克服?作为洋西大队的主要领导,他们面临的压力又有多大?然而,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推诿,没有扯皮,而是迎难而上,克服了重重困难,做通了群众的思想工作,确保堵江工程顺利实施。 郑水龟,洋西大队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在村民大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了下游几万亩的好收成,我们淹掉几百亩田,那是值得的,这是‘丢卒保车’”。“丢卒保车”成为“顾全大局”的代名词,成为“榜山风格”以致后来的“龙江风格”的经典语言。 蔡昌,莲花公社玉枕大队党支部委员、堵江决口打桩突击队队长。当堵江大坝出现决口,大坝面临着被冲垮的危急关头,蔡昌临危受命,带领打桩突击队,赶到决口现场,不顾生命危险,跳进波涛汹涌的江中,把三十几根木桩打进江里,为大坝顺利合龙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是,有谁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打桩吗?玉枕村是一个孤立于江中的江心岛,四面环水,本来不怕干旱,可是堵江工程实施,甘甜的淡水流不下来,咸涩的海水包围了整个岛,村民的生活用水、全村两千多亩的农田用水都断绝了。当大坝决口时,他们还要去打桩帮忙堵决口,这好像是自己掐自己的脖子一样。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义无反顾,毅然挺身而出,出色的完成了打桩任务。 龙海人民战天斗地夺丰收的英雄事迹和舍小家、顾大家、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精神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时任《漳州报》的记者陈文和、陈明杰等人赶赴抗旱现场进行采访报道,陈文和在4月7日的报道中第一次完整准确的提出“榜山风格”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为“榜山风格”的宣传和弘扬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此,“榜山风格”以致后来的“龙江风格”“龙江精神”成为风靡全国的时代精神。 还有杨保成、杨松山、李传荣、方华荣、苏海成、郑饭桶、郑豆干、蔡臭头、林兰、蔡水仙、郑荷莲、潘永地等等等等。实在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新闻记者、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轰动全国的“龙江风格”,也就是“龙江精神”。可以说,他们是龙江精神的首创者,他们是龙江精神的缔造者,他们是缔造“龙江精神”的英雄。今天,他们有的已经永别人间,有的虽然还健在,但是,也年事已高;今天,我们在学习龙江精神、弘扬龙江精神、传承龙江精神,应该要永远铭记他们,是他们用平凡的人生书写了不平凡的精神,是他们为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精神财富。 致敬,缔造“龙江精神”的英雄们! (林兆明) |